今年4月4日,北京的历代帝王庙举行了拜谒典礼。由于正值宣统皇帝最后一次祭祀典礼100周年,所以关于历代帝王的话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。

中华读书报国学版刊登的《“宋太祖誓碑”与“不杀士大夫”》和《为人宽厚的赵匡胤》(2010年11月24日、9月22日)探讨了赵匡胤的“不杀士大夫”和“为人宽厚”。沿着这个思路,考察相关史料特别是笔记等“野史”后,发现宋朝皇帝都很宽待士大夫。现举几个代表性的实例供参考。

1、至诚纳谏

朱弁的《曲洧旧闻》载四帝仁宗赵祯(真宗之子):

既降旨,包拯乞对,大陈其不可,反复数百言,音吐愤激,唾溅帝面。帝卒为罢之。温成遣小黄门次第探伺,知拯犯颜切直,迎拜谢过。帝举袖拭面曰:“中丞向前说话,直唾我面。汝只管要宣徽使、宣徽使,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?”(评论)“仁宗皇帝至诚纳谏,自古帝王,无可比者。”

这个故事很有名,很多包公戏也有反映。仁宗时,想让皇后(温成)的伯父张尧佐升任宣徽使,可是包拯提出反对意见,态度愤激,以至于唾沫星子溅到仁宗脸上。仁宗最终还是收回了成命,并为此事退朝后责怪埋怨皇后。

2、宽厚包容

蔡绦的《铁围山丛谈》又载仁宗:

以是诸学士多得由角门子至大庆殿纳凉于殿东偏。世传仁祖一日行从大庆殿,望见有醉人卧于殿陛间者,左右亟将呵谴,询之,曰“石学士也”,乃石曼卿。仁庙遽止之,避从旁过。

有一天,仁宗经过皇宫大庆殿,看到石学士喝醉了躺在台阶边,仁宗绕了过去。宋代皇帝对士大夫的尊重和宽容,可见一斑。这两则仁宗的故事,为众多史学家所重视,甚至认为“宋朝的仁宗恭俭忠厚,培育了大宋三百年伟业”(香港国际出版公司《历代帝王庙一百问》,2004年版,第24页)。

3、参政议政

高文虎的《蓼花洲闲录》载神宗赵顼(仁宗之孙):

确曰:“祖宗以来,未尝杀士人。臣等不欲自陛下始。”上沉吟久之,曰:“可与刺面,配远恶处。”门下侍郎章惇曰:“如此!即不若杀之。”上曰:“何故?”曰:“士可杀,不可辱。”上声色俱厉,曰:叫陕意事更做不得一件!”惇曰:“如此快意事,不做得也好。”

神宗下令处死一名西夏战场上的粮草官,但宰相们并不遵旨执行;后来下令刺面发配,大家仍不同意。可以看出宋代的皇帝比较能够尊重大臣们和士大夫的意见,也不那么固执己见;而士大夫则敢于发表不同意见,甚至不执行圣旨。

4、民主监督

陆游的《老学庵笔记》载高宗赵构(神宗之孙,南宋):

高宗在徽宗服中,用白木御椅子。钱大主入觐见之,曰:“此檀香椅子耶?”张婕好掩口笑曰:“禁中用胭脂皂荚多,相公已有语,更敢用檀香作椅子耶?”时赵鼎、张浚作相也。

高宗在为父亲徽宗服丧期间,坐的是没有刷油漆的白木椅子。有人误以为是檀香木做的,妃子说“连这个宰相们都要管”。最后两则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故事,甚至有学者认为若不是宋朝亡于蒙古,可能“比英国更早一些实现君主立宪”(《文史知识》2010年第6期,第148页)。

总之,宋朝皇帝立国320年,不仅不杀和宽待士大夫,而且也没有出现宫闱政变和弑君事件,在我国“大历史帝王观”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当然,宋朝也出现了皇帝支持秦桧构陷岳飞、张浚弹劾李纲和潘美陷害杨家将的三桩偏袒士大夫的事件(后来据此顺治皇帝在历代帝王庙取消潘美和张浚的配祀资格),这当是美中不足之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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