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扬·专栏

  武则天革掉了李家王朝的命,硬生生地在唐史中间夹入了一段周朝代,身处贞观之治、永徽之治强大的惯性之下,女皇无论如何折腾,都未能影响盛唐的大势。

  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到唐玄宗的开元之治,后世将这段历史称之为“盛唐”。这其中,唐高宗“萧规曹随”的永徽之治延续着贞观之治的荣光,而荒唐的唐中宗及消极的唐睿宗毕竟祚运过短,他们对历史的影响不大,独有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对历史的折腾动静颇大,她甚至革掉了李家王朝的命,硬生生地在唐史中间夹入了一段周朝代。但这些举动并未影响盛唐的大势,某种程度上,武则天在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间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,使盛唐的基业能够延续下去。

  武则天的人格特征

  武则天十四岁入宫成为女官才人,至二十岁唐太宗身死入感业寺为尼,这段生活是极其黯淡的。她的余生许是会伴着青灯古佛聊逝光阴而已,她当初入宫时的壮语“见天子庸知非福”看来真正要“非福”了。孰料咸鱼也能翻身,新皇帝早与她暗生情愫,未几被召回宫中成为侍寝的昭仪,她的肚子也很争气,接连给皇帝诞下了四男二女。更为重要的是,她在此期间成为了大唐皇后,然后和皇帝联手杀掉长孙无忌等重臣,从此参与朝政与皇帝并称“二圣”,及至唐高宗死后,她干脆废掉儿子的皇帝之位,定国号为“大周”,自己当了皇帝。

  这样一个不世出的人物,考察其人生轨迹,她的人格特征是这样的:她的相貌美丽且举止优雅,有文史的才学根底又聪明多计,早年生活经历的衔怨衔恨使她变得早熟和忍耻、能权变,对自己人生旺盛的企图心使她向具有支配、自主、暴力的性格倾斜,最终形成威权人格。

  这样的威权人格使她的人生轨迹变得脉络清晰,在她的思想中,儒家道德及社会规范处于从属地位,为了取得权力,她可以忍辱屈身,将一切能利用的东西用作武器,这其中就包括亲情,所有危及权力道路的障碍务必清除,其中也包括儿孙;一旦取得权力,就以掌握生死大权之手来维系政权,顺我者昌,逆我者亡。

  武则天威权人格延伸出的政权治理方式,与儒家理想治国方法是背道而驰的。唐太宗践行了儒家治国学说,由此形成了光照后世的贞观之治,他的治国理念和方略被后人编入《贞观政要》一书中。从书中可以看到,唐太宗所以成为“千古一帝”,恰恰是自觉对君主的威权人格进行诸多的限制。现在武则天取得了政权,可以肆意地渲染自己的威权人格,使国家的大政方针都打上自己强烈的烙印,若以唐太宗来参照,这种威权人格是对国家有害的。

  武则天治下的弊政

  唐高宗显庆五年(公元660年),武则天与丈夫联手杀掉了长孙无忌等重臣,从此政归中宫,武则天开始参决朝政。以此为标志直到神龙元年(公元705年)的“神龙政变”,武则天手绾朝廷权柄近五十年之久。

  在她的治下,高层政治和政风应当是相当败坏的。为了取得权力,武则天以不断地清除权力道路上的障碍为要,诛杀长孙无忌等权臣是唐高宗赞许的,但是此后动辄罗织罪名清洗大臣,甚至两任太子皆不得善终,则是武则天刻意为之的;当她拿到权柄,为了巩固政权,不惜广开告密之风,用酷吏政治来御国,遂使宗室人员及异己者尽遭屠戮,恐怖政治一统天下;及至她成为皇帝、权位得到巩固后,又大肆任用自己的武家子侄和男宠,官员需要奉承他们方为进身的捷径,遂使阿谀之风流毒天下。如此败坏的政风,与贞观之治的方略是背道而驰的,对清明政治而言无疑是戕害的利斧。

  于是,唐太宗时代刻意营造的“君臣一体”政风荡然无存,“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”,君臣之间成了真正的依附关系,群臣皆在揣测皇帝所好以迎之,接近女皇的男宠就成为一条终南捷径。有一个故事称,大臣宋璟因为呼男宠张易之为“张卿”,顿时引起其他大臣的当面质问“奈何呼五郎为卿?”,在这些马屁官员看来,呼人为“郎”有亲近尊敬之意,以“卿”呼之实为不敬;而男宠张昌宗被人谀为“面似莲花”,一个谀媚大臣杨再思道:“人言六郎似莲花,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,非六郎似莲花”,其阿谀如此,令人不忍卒读;再如写有佳句“魂随南翥鸟,泪尽北枝花”的诗人宋之问,一直厚着脸皮想努力成为武则天的男宠,不料因为他有口臭被女皇所拒,只好转拍男宠张氏兄弟的马屁。在这种政治气候下,阿谀奉承、贪赃纳贿、失却儒家道德成为官场必备,如一剂毒药慢慢地侵蚀着本来健康的国体。



您可能也会喜欢

回顶部